近來，美聯儲等發(fā)達經濟體央行的貨幣政策走向，成為國際金融市場關注的焦點，也是國際金融市場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經濟快速恢復、通脹持續(xù)高位徘徊正使發(fā)達經濟體央行開始釋放貨幣政策轉向信號。

業(yè)內關于這種轉向對國內金融市場影響的討論正在升溫，部分市場人士擔憂國內資本外流的風險。對此，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多位業(yè)內人士表示，目前，國內資本流動整體較為平穩(wěn)，可能會有階段性的外流，但我國基本面穩(wěn)中向好，整體資金外流壓力相對有限。

展望未來，業(yè)內的共識在于，下一階段，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將靈活精準、合理適度，以我為主、穩(wěn)字當頭。在經濟不存在明顯風險的情況下，主要運用數量型工具和結構性工具支持實體經濟發(fā)展。

資本外溢風險可控

自去年以來，為應對疫情沖擊，主要發(fā)達經濟體央行實施了超寬松貨幣政策。政策刺激和疫苗接種雙重因素推動下，全球經濟實現了快速復蘇，尤其是主要發(fā)達經濟體。2021年第二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超過疫情前水平，歐、英、日也接近疫情前水平。

然而全球經濟快速復蘇的另一面，是通脹壓力的持續(xù)走高。經濟快速恢復、通脹持續(xù)高位徘徊促使發(fā)達經濟體央行開始釋放貨幣政策轉向信號。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日前在2021金融街論壇年會上稱，美聯儲縮減購債的行動可能很快就會開始，金融市場已經有了較為充分的預期，首次加息時點預期也已提前至2022年下半年。歐央行、英國央行等其他央行也普遍強化了緊縮立場。

在此背景下，市場上對于國內資本外溢的擔憂也在加劇。上一輪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周期就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形成較大沖擊，2014年中美元指數開始快速升值后，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大幅貶值，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了大幅資本流出。2015～2017年初，我國外匯市場也遭受較大沖擊，人民幣貶值伴隨著資本流出、外匯儲備規(guī)模下降。

“美國貨幣政策的轉向，在歷史上看，曾經對我們有過較大影響，但這次影響應該可控。”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一方面，中國貿易順差在今年明顯擴大，而貿易順差擴大將有助于資本的流入；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仍保持較高的增速，再加上資本市場加速開放，目前市場上資本流動總體較為平穩(wěn)。

連平還說道，“同時，我們在資本流動管理上已取得了一些比較成功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不大可能會出現資本大規(guī)模外逃帶來貨幣持續(xù)的貶值，可能會有階段性的外流，人民幣匯率也可能面臨階段性的貶值壓力，但這一壓力并不會特別大。”

潘功勝也表示，本輪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周期中，美國與非美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差和貨幣政策差均小于上輪緊縮周期，預計將限制美元升值空間；同時，當前新興市場面臨的資本外流風險也弱于上一輪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時期。

“預計我國外匯市場受本輪美聯儲政策轉向的影響可控，跨境資本有望繼續(xù)雙向流動，人民幣匯率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wěn)定。”潘功勝強調，當前中國經濟處于更好的周期位置；人民幣匯率彈性也有所增強，可以更好地發(fā)揮自主調節(jié)作用；我國資本流入結構優(yōu)化，對外投資穩(wěn)定性增強。

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也對第一財經稱，全球央行貨幣政策收緊的確會引起一定程度的資金外流，但我國基本面穩(wěn)中向好，資本項目并未完全開放且外匯儲備充足，總體來講，資金外流可能相對有限。

明明進一步提出，面對可能出現的資金外流，我國首先可以繼續(xù)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雙向波動，防止匯率超調引發(fā)資金外流；其次，可以通過宏觀審慎政策加強跨境資金的監(jiān)測和管理，當出現大規(guī)模資金異動時，給予適時適當的管理；再次，還應繼續(xù)提升產業(yè)和產品質量，保持出口競爭力和適度的貿易順差，通過經常項目對沖可能出現的資本項目資金外溢。

未來仍將“以我為主、穩(wěn)字當頭”

隨著發(fā)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在即，各方對國內貨幣政策如何應對也頗為關注。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近日表示，從我國來看，2020年應對疫情以來，我們實施正常貨幣政策，2020年5月以后貨幣政策力度逐步恢復正常，今年已基本回到疫情前常態(tài)。

“今年以來，考慮到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環(huán)境的變化，以及主要經濟體可能的貨幣政策調整，人民銀行作了前瞻性的政策安排，降低了美聯儲等發(fā)達經濟體央行政策調整可能帶來的外溢沖擊。”孫國峰稱。

當前我國金融市場運行平穩(wěn)，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在2.95%附近，總體處于較低水平?？缇迟Y本流動基本平衡，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穩(wěn)定。9月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49元，較2020年末升值0.6%。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較2020年末升值5%。

基于此，業(yè)內的共識在于，未來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仍將“以我為主、穩(wěn)字當頭”。“當前全球央行的確開始轉向收緊，包括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等，但是這些經濟體央行開始收緊政策的核心原因在于疫情之后實施了零利率以及量化寬松等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明明對第一財經表示，而我國在去年5月貨幣政策就已經回歸正常，因此全球貨幣政策收緊的大環(huán)境對于中國貨幣政策影響總體有限，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還是“以我為主”來應對國內經濟形勢變化。

另就國內經濟形勢來看，在不少業(yè)內人士看來，當前中國經濟具有較強韌性。今年以來，我國經濟穩(wěn)定發(fā)展，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9.8%，CPI溫和上漲。“在此背景下，我們覺得我國貨幣政策將大概率保持穩(wěn)健中性的基調，這也體現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定力，同時根據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適時適度進行微調。”明明告訴記者。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顏色也對第一財經表示，總體上，我國商品出口依然非常強勢，服務貿易逆差大幅減小，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貨幣政策可能還是以結構性貨幣政策為主，同時兼顧流動性的合理充裕。”

短期來看，明明認為，四季度貨幣政策不會出現大的變化，降息降準的概率均不大，貨幣政策將通過OMO（公開市場操作）+SLF（常備借貸便利）+再貸款的方式熨平資金波動，結構性支持經濟。

“明年來看，貨幣政策大概率依然會保持穩(wěn)健中性的基調，在經濟不存在明顯風險的情況下，主要運用數量型工具和結構性工具支持實體經濟發(fā)展。”明明說道。

連平則對記者表示，未來貨幣政策需要穩(wěn)健偏松和適度前瞻。他進一步分析道，鑒于經濟下行壓力明顯，明年初GDP基數較高，再考慮到CPI難以大幅上升，市場需求偏弱，信貸、社融增速持續(xù)下降等因素，結構性金融問題仍在，局部存在風險隱患。同時，穩(wěn)增長和防風險的重要性明顯上升，貨幣政策需要以我為主，穩(wěn)健偏松，適度前瞻，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信用適度擴張，使得市場融資成本有所下降。